初冬时节，赣东地区的稻田早已被收割机收割完毕，广袤的田畴间，金黄的稻秆起伏交错。二三十年以前，稻秆是农村主要的燃料。收割时，农民的镰刀掠过泥土，尽量多地取走稻秆；稻谷脱粒后，长长的稻秆可用来烧火。如今，液化石油气遍及乡村，管道煤气、自来水通入多数农户家里，农民对生物燃料的依赖越来越少；水稻收割主要靠机械，只需摘取稻穗，留在田里的稻秆越来越长。但，也不会浪费，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它们会成为来年稻谷生长的肥料。

11月中旬，记者来到抚州市东乡区红星镇采访。很少有外地人知道，这片原名为“红星垦殖场”的土地与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王震有着一段特殊而深厚的情感。他担任农垦部部长时，三次来这里视察工作；时局特殊期间，在此蹲点工作了三个年头；回京后，又四次重回故地。他20多年如一日，关心帮助红星垦殖场的发展，这里，是他心心念念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▲王震公园。

不摆架子：吃百姓饭，干百姓活

在中国农垦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上，无数先驱披荆斩棘，以热血和汗水浇灌出片片沃土。其中，开国上将王震的身影尤为伟岸。他的足迹遍布南泥湾、新疆、北大荒、海南岛，而抚州东乡的红星垦殖场，是一个神奇的存在。

王震出生于1908年4月，1993年3月逝世，湖南浏阳人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。他的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▲王震旧居部分陈设。

1969年10月，特殊的年代，特殊的背景。王震与邓小平、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同被疏散到江西。这位战功赫赫的上将、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拓者，被安排到了位于抚州东乡的红星垦殖场。这是他自己选的一个地点。原来，王震1956年开始任农垦部部长后，已三次到过这里视察，对这里印象深刻。

初来乍到，没有前呼后拥，没有特殊待遇。面对垦殖场的干部职工，王震说：“今后，不要叫我部长，叫老王、叫王胡子都行！”这朴实无华的开场白，瞬间拉近了他与红星群众的距离。“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不能做官当老爷。”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也是他躬身实践的信条。

脱下将军的戎装，换上了普通的布衣；放下部长的身份，拿起了各式农具。王震在红星的“家”，安在总场办公室二楼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。屋内陈设极其简单：两排书柜，一张桌子，一张床，几个方凳，以及他随身带来的几件行李。这就是一位中央委员、开国上将的临时居所，简朴得令人动容。他坚决不给场里添麻烦，坚持与大家同吃同住，共同面对当时的困难。

11月18日，记者在王震旧居参观。这是一处普通的农村居所：门口有一株苍老的葡萄藤，是王老当年栽种的；一间工具房内，各种农具一应俱全，折射出主人是个农活“多面手”；卧室摆放着一个木炭盆，里面有一些未燃烧的木炭，这是王老当年抵御严寒的“奢侈品”，工作人员只要多放一块，他都要用火钳夹出来。

听当年红星垦殖场的老人说，王震在红星的三个年头，不是“蹲点”做样子，而是真正沉下了身、沉下了心。他的办公室在田间地头，他的调研方式是卷起裤腿、赤脚下田。每当晨光熹微或夕阳西下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田埂上，与干部谈规划，与群众聊农情，与工人话牛羊。他仔细察看水稻长势，关心土壤改良，询问饲料配比。遇到有人担心他年纪大，劝他不必亲自下田，他总是爽朗一笑，摆摆手说：“没事，我人老骨头硬，不怕冷和累！”这句充满豪情又饱含温情的话语，至今仍在红星传颂。那双踏过万水千山的脚，深深地扎进红星的泥土里，感知着这片土地的脉搏与温度。

在“王震在红星陈列馆”，记者注意到一张老照片，其说明文字是“1970年，王震组建红星科研小组并亲任组长，在劳动期间召开科研会议”，画面中共有五人，尽管记者已经通过前面的图片大致了解了王老的相貌——头发稀少斑白，面容清瘦困倦，身形单薄瘦高，但是，眼前这张照片还是令人迷惑，不知道哪一个是他。“红三代”、红星镇政府工作人员王融提醒记者，最左边蜷着身子、裤管高挽、光着脚、蹲坐在凳子上的人就是王老，记者才恍过神来，他这哪里是开国上将、农垦部部长，分明是一个乡下老农啊！

▲1970年，王震（左一）组建红星科研小组并担任组长。这是他在劳动之余召开科研人员会议。（红星镇提供）

王融介绍说，王老在战争年代经常忍饥挨饿，患有严重的胃病，这种坐姿能暂时缓解疼痛。一席话令人鼻子发酸。据说，他总是这样坐在老乡家门口的木凳上，端着粗瓷碗喝水，听大家讲真心话、诉烦心事。从农业生产到职工生活，从技术难题到子女教育，他事事关心。这种“穿百姓衣，吃百姓饭，想百姓事，干百姓活”的作风，让红星人真切地感受到，这位“王胡子”不是高高在上的“官”，而是可以掏心窝子的自己人。他的调查研究和工作状态，沾满了泥土，饱含着真情。

不搞特殊：对自己苛刻，对红星慷慨

红星垦殖场的档案里还珍藏了一张照片，那是1971年春季，王震和垦殖场两名干部为扩大耕地面积，到基层去指导大规模造梯田。记者注意到，这两名干部穿着应时的中山装，王震的衣服却明显不一样，因为那是一件冬天的棉袄，可能是里面的几件毛衣都脱掉了，外套显得空空荡荡，于是，他成了画面中最“土气”、最不修边幅的那一个。

▲王震为红星垦殖场题词。

1969年10月，王震是举家南下来到江西的。他把母亲和老伴安顿在抚州地区干休所居住，只身一人到红星，全身心扑在生产事业中，很少过问家事。有一次，老伴王季青打电话来红星找王震。王震外出检查生产去了，隔了一会儿，电话铃又响了，接电话的同志再三追问，才得知王震家中没了米。原来，王震经常邀请红星的同志在抚州家中吃饭，而他们就那么点粮食定量，怎么够开销？

1970年夏天，王震领导红星大力发展养殖业，可猪舍不足，简易猪栏的材料更是严重缺乏。王震想尽办法寻找材料，他甚至把抚州家门口的一个凉棚也拆了运到红星来。

王震自己艰苦朴素，物质生活极为简朴，生活标准降到最低，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照顾。但群众的冷暖和疾苦，他时刻挂在心上。对红星垦殖场的发展，对红星干部职工的关怀，他极为上心。他看到场领导徐文甫衣着单薄，便将自己一件心爱的毛衣送去；他了解到畜牧师李汝庆工作需要准确计时，便将一座珍贵的微型自动闹钟赠予；他发现红星医院的医疗器械短缺，想方设法将一些急需的器械拿了过去……更令人感动的是，后来他还将当时价值不菲的一台录像机赠送给了红星，用于记录生产科研活动。这些物品，于他而言是身外之物，于红星而言，却是雪中送炭的温暖，是激励前行的力量。

王震的清正廉洁，不仅体现在严于律己，更体现在对亲属的严格要求上。在红星期间，他有亲属在此工作生活。王震特意找到垦殖场的领导，郑重交代：“不要以为他们是我的亲属，就可以照顾，干舒服的工作。一定要和场里其他职工一样，按规定办事，该吃苦时吃苦，该下基层的下基层。”

1971年春，王震有个外甥从黑龙江来到红星，想通过舅舅的关系，在南方找个好工作。但小伙没有想到，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红星，丝毫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，反而挨了批评。王震对他说：“你好的不学，尽想贪图安逸。若要干，就给我好好地在这里劳动，要是不干，就给我回东北去……”几句话，外甥不敢再作声了，只有老老实实在红星当个普通职工。

特权思想是脱离群众的开始，领导干部的“身边人”更是群众观察党风政风的窗口。王震用实际行动，在红星树立了公私分明、不徇私情的标杆，堵住了一切可能滋生特权的缝隙，留下了“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”的佳话。他艰苦朴素、密切联系群众、不搞特权、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品质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红星人。

不务虚功：实打实投入，心贴心帮扶

初到红星，王震便敏锐地意识到，制约农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红壤土贫瘠、技术落后、产业单一。他想方设法把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、遗传学技术干部潘湘民等几十位专业人才请到红星，着手红壤土改良，并提出了“养猪积肥、以肥改土、粮畜并举”的循环发展思路。他倡导“猪场上荒山”、推广“三亩地一头牛”计划，通过发展养殖业积累有机肥料，改良贫瘠的红壤土。得知部队发明了“糖化饲料养猪新技术”，他立即引进推广；他组织红星农机厂研制饲料粉碎机，将原本当作柴烧的玉米秆、红薯藤、稻草等粉碎加工成糖化饲料，既解决了饲料短缺问题，又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，这一创新即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在养牛产业上，他更是高瞻远瞩，引进优良品种，推广冷冻精液配种技术——这项在当时被人质疑的“新鲜事”，后来成为我国养牛业的革命性创举。他规划的奶牛场，充分发挥“一滴水、一棵草、一泡尿、一堆粪”的资源价值，形成了农、牧、工、副综合开发的循环经济模式，后来发展成为现代化大型乳制品企业。

▲1970年，王震（左一）在红星垦殖场与职工一起劳动。（红星镇提供）

在粮食生产上，王震带领科研小组攻关良种引进和栽培技术，推广轮耕套种、深耕改土等科学方法，严格落实“农业八字宪法”。他亲自试验的水稻田，亩产从原来的400多斤跃升至813斤，创造了当时红星垦殖场的高产纪录。他积极推动农机事业发展，支持红星农机厂承担起500台手扶拖拉机的生产任务，让机械化耕作逐步走进红星的田间地头。他还提出“把新疆的经验带到江南”，派人赴新疆学习先进农垦技术，推动农场向“农、牧、工、副全面发展”的方向迈进。

红星镇党政办负责人魏潇平告诉记者，王老来蹲点后，红星垦殖场就彻底摘掉了多年大额亏损的“帽子”，实现了扭亏为盈，不仅粮食产量大幅提升，养殖业、农机制造业等产业也蓬勃发展，为东乡留下了一批可持续发展的优质产业，更培养了一支懂技术、肯实干的人才队伍。这些产业如同种子，在红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不断发展壮大，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支撑，为东乡留下了众多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知名品牌，至今影响着东乡的经济。

1971年9月，王震回京。虽然他在红星的实际蹲点时间只有两年，但这段岁月在他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到北京后，王震身居要职，日理万机，但他始终牵挂着红星。

记者在档案中看到了1977年10月26日王老写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的一封信：“……江西红星垦殖场要发展养牛事业，那里条件很好，也有些经验，为此拟请你批示上海奶牛公司将低产奶牛、老牛、或有病的牛，拨给他们几百头或千余头，将来所产肉牛供应上海市。我同农林部畜牧局商量，他们也支持这一做法，现派该场党委书记徐文甫同志去上海，请责成有关部门予以支持……”这是王老离开红星垦殖场六年后写的信，依然倾力支持红星养牛事业。

▲1985年12月5日，王震最后一次来红星垦殖场，与当地干部群众亲切交谈。（红星镇提供）

王老返京后，曾四次回红星“探亲”，分别为1973年4月、1978年6月、1981年11月和1985年12月，每一次“探亲”，他都给自己定了这样那样的任务，始终把红星的发展当作一件大事。红星的干部职工也多次前往北京汇报、请示工作，寻求王老的帮助。红星的老人回忆道，这些“穷亲戚”进京，不仅得到了王老的热情接待，还被王老视为家人，全部安顿在自己家里吃住，有时一去就是一个星期，亲人般的关系可见一斑。据统计，从王震返京工作到他逝世的22年时间里，他有关红星的书信有40多封、批示20多件，因为身体不好，有几次是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代写。王老对红星的挂念很深，以至于后来王老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红星垦殖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1992年9月28日，王震病重期间，在给红星垦殖场的信中动情地写道：“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，时刻惦念着我的第二故乡——红星。”纸短情长，道不尽一位老革命家对人民群众、对那片奋斗过的土地的深沉眷恋。红星，也早已将王老视为永远的亲人。这种双向奔赴的情感，历经岁月沉淀，愈发真挚醇厚。

时光流转，精神永存。今日的红星已改制为红星镇，但王震倡导的实干和开拓精神依然在这里传承。“艰苦奋斗，勇于开拓”是王老给红星垦殖场的题词，也是红星精神的思想底座。王老的人格魅力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氤氲升腾，成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▲王震的半身雕塑。

“王震在红星陈列馆”入口处，一尊王老的半身塑像立于中央，神情坚毅，目光温润。塑像后是一幅巨大的油画，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地压弯了腰，一轮红日跃出地平线，这丰收的景象怎不令人迷醉？一如王老在红星留下的，那春风不改的浩然正气、始终如一的为民情怀。

记者手记

从红星蹲点看初心与担当

不同于邓小平在南昌新建、陈云在南昌青云谱，王震的蹲点地在相对偏僻的抚州东乡。如果不是当地工会干部介绍，记者不会想到红星和王老的这种情缘，也不会想到这种情缘能深到如此令人感动。

王震在红星的两年蹲点时光，以及返京后始终心系红星的点点滴滴，不仅是一段革命先辈扎根基层的往事，更化作了三部鲜活的教材，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起了行动标杆。

这是一部深刻的劳动教材。蹲点两年，王震放下架子、扑下身子，与红星的群众一同劳动、一同奋斗，将劳动的价值融入基层实践。这份躬身入局的姿态，打破了“坐而论道”的隔阂，让党员干部明白劳动是连接群众的桥梁，唯有亲力亲为，才能读懂基层的真实需求，帮忙帮到点子上。

这还是一部关于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教材。王震的蹲点并非“走过场”，不仅蹲点时全身心干实事，返京后仍持续关心红星发展，这份牵挂无关个人政绩的“短期显效”，而是着眼于地方长远发展的务实考量。这正是新时代需要的政绩观——不贪一时之功、不图表面之绩，而是以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为标尺，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上。

这更是一部生动的党性教材。从扎根基层的坚守，到离任后的持续关注，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。这份对基层的深情、对责任的坚守，彰显了党性的核心要义：无论身处何种岗位，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以实际行动诠释忠诚与担当。